編按：本文整理自 2026 年 9 月 23 日晚間，在濟南教會舉行的「市長，你給我聽好了」學者篇。當晚由陳弱水教授主持，台大與中研院多位學者輪流提問，沒有事先給題目，也沒有標準答案。為閱讀順暢，改以沈伯洋第一人稱重新編排，依提問順序分段；學者的提問以文中說明帶過，內容以發言原意為準。
這不是造勢，是口試
陳弱水老師開場就把規則講清楚：每位老師三到五分鐘提問，我回答，發問的人還有一分鐘可以追問。他說今天要的不是公關答案，而是一場知性的深度討論。
我們團隊做「市長，你給我聽好了」，本來就是想被問。上週在南港辦肥皂箱，面對的是市民；這一次，提問的是一群研究者。
城門要不要復舊？先把「說服的過程」想清楚
第一題是陳老師自己問的。他希望台北有一種「重新台北化」的努力：台北曾經歷很徹底的去台北化、去鄉土化，東門、南門、小南門在民國五、六十年代被改成北方宮殿式，只有北門是偶然留下來的。他也提到，台北的街道命名和交通系統裡，本地地名越來越少，久了大家就忘了。
我很認同。前陣子我談明治橋的恢復，其實在那之前，我就一直在想北門、東門、南門的事。像那天早上我剛好在開南商工一帶，南門外以前有南門市場，是種菜的菜圃，後來兒玉源太郎在那邊設點，再後來是謝東閔官邸那一帶。
在過去的歷史討論裡，日治時期是有些人很想略過的一塊，威權統治初期也是。這兩塊一抽掉，大家就更不會往前追，台北很多地方都有這個問題。
以我的立場，不管是過去對轉型正義的想法，還是對鄉土文化的研究，要把這些記憶找回來，我自己做絕對沒有問題。我一直在想的是另一件事：說服的過程要怎麼走？
先從「移民的城市」講起
所以我常提眷村廊道、客家廊道。我想讓大家知道，台北是一個移民的城市，每一群人來到這裡扎根的方式都不一樣。這些生命經驗離現代人比較近，先從多元族群講起，再往前推歷史，大家比較不會覺得突兀。
每次選舉都會看到台南同鄉會、嘉義同鄉會、雲林同鄉會。這代表早年有非常多中南部的人來台北打拚。我去查過，他們遷移的路徑其實沒有被好好記錄：台南人不少落腳在中正、大稻埕附近，雲林人很多在三重、大橋頭周邊。如果透過同鄉會系統做田野，那條移動路徑會非常有故事。
日本戰後，各地年輕人到東京打拚，都在上野車站下車，接著投入經濟奇蹟。當時有一首很有名的歌，到今天還是上野站的列車進站音樂。那才叫歷史記憶的保存。
從多元移民出發，把每個族群的故事梳理清楚，再往前推歷史，就不會被當成排他。直接談轉型正義，對我來說不是問題；但從現實面，我覺得這是一個縫補與修復的過程。
被切掉起點的浪漫台三線
這也是為什麼我這陣子一直提「台北客家」。羅斯福路上有客家文化主題公園，可是客家人的路沒有停在那裡：往台大方向走，校園裡有伯公亭，再往下走，很多人落腳在通化街、六張犁。這條移動的軌跡本身就很動人。
過去中央推浪漫台三線，把桃園、新竹、苗栗的客家庄串起來。我那時候覺得超不合理。台北有五、六十萬客家人，台三線的起點就在行政院，怎麼會把起點台北切掉？
四條歷史廊道，從點到線到面
我最後的規劃是四條歷史廊道：
- 產業記憶廊道：茶與煤礦，文山、南港的茶路和採礦軌跡。
- 人權與歷史記憶廊道：從馬場町出發，沿新店溪、淡水河往上，串起青年公園、艋舺、濟南教會到立法院周邊，再接到景美人權園區。我認為這是台北最重要的一條。
- 族群械鬥變遷廊道：把當年漳泉械鬥由南往北推移、衝突再融合的過程，整理成清楚的敘事。
- 多元移民文化廊道：戰後眷村、中南部同鄉，以及各族群的遷徙軌跡。
現在文化部常常是單點補助；台北市過去對文資保存又很消極，給兩億可能只執行兩千萬。單點是不夠的，要把點串成線，再用故事鋪成面。
等這張故事網建立起來、社會有了共識，到了中期，東門、南門、小南門要不要復舊，自然就能拿出來好好討論。
每個公務員配一個 AI Agent？風險高到不可思議
第二位老師談 AI。市府之前說兩年內要讓每位公務員都配一個 AI Agent，他很擔心：Agent 失控、幻覺、資安漏洞的例子太多，同仁訓練不夠就直接用，可能反而傷害市政。他也建議市府跟數位發展部在風險控管上緊密合作。
我的 AI 政策，其實是從中研院來的。那時候我在法律所，所裡要發展大數據和統計分析，內部有兩種聲音：一種是叫大家都去學寫程式；另一種是不要求每個人變成工程師，而是配專門的統計專員，誰有研究需求就去找他討論，由他協助開發和分析。
回到市府。每個公務員配一個 AI Agent，我覺得風險高到不可思議。生成式 AI 本身風險就不低，會自己採取行動的 Agent 更高。就算開課，公務員手上都有很重的本業，AI 每三個月就跳好幾代，不可能跟得上。
每個局處配一位 AI 教練
我的做法是：每個局處配一位 AI 教練。
這個人有 AI 和資安的專業，進駐局處三到六個月，跟基層同仁一起工作，像做田野一樣。他會發現「這個公文流程用 AI 會快很多」、「這項業務可以用自動化輔助」，把需求帶回去，由市府的專業團隊開發安全可控的工具，把關資安和隱私，再回頭教同仁怎麼用。
這個機制以後也可以推到百工百業、商圈和公會。與其發補助讓中小企業去上一般課程，不如派產業 AI 教練，幫傳統店家導入真正適合的工具。
台北需要自己的研究院
更進一步，我一直主張台北要有自己的市政智庫：台北研究院。
中央有國科會、中研院；首爾有很有名的首爾研究院（The Seoul Institute），專門替首爾做交通、經濟、都市計畫的前瞻研究。台北也應該有，找國內外頂尖的人進來。AI 教練把各局處的痛點帶回研究院，開發符合法規和資安規範的工具，做好風險控管，再交給第一線。
攻擊很便宜，防守很昂貴
資安是我最戒慎恐懼的部分。用 AI 攻擊幾乎零成本，自動化生成釣魚信、掃漏洞都很便宜；防守卻非常昂貴，要有龐大資源和即時應變能力。
台北市政府過去對資安的警覺，常常不如中央。一邊資安沒做好，一邊又熱衷跟有敵意的境外勢力做城市交流，甚至討論要交流智慧醫療、城市大數據，這對首都安全是極度危險的事。所以市府內部要以台北研究院為核心做技術把關，資安韌性永遠擺第一位。
沒有戶籍的年輕人，也應該被算進來
中研院政治所的吳文欽老師問世代不平等。他提到政治學的研究發現：一個社會越不平等，人民願意為這個體系承擔、犧牲的意願就越低。台北快速高齡化，資源和決策容易偏向年紀大、有戶籍的選民；可是台北有二十幾所大專院校，大量中南部年輕人在這裡念書、租屋、生活，卻沒有台北戶籍，選票影響不了市政。
這是我非常在意的問題。
以前念法律的時候，很多人在研究人民為什麼不信任司法。有學者問：是不是判決書寫白話一點，大家就會信任？我那時候看國際研究，發現人民不信任司法，本質上是不信任整個統治體系，司法、行政、立法在一般人心裡是分不開的。而在所有造成不信任的因素裡，排第一的是貧富差距和不公平的感受。
這種不公平的感覺，會直接侵蝕認同和社會韌性。我有兩個制度設計。
所有市政政策，都是世代公平政策
推性別主流化的時候，有一句話說：所有政策都是性別政策。都市設計、人行道鋪設、吸菸室規劃，都有性別視角。
同樣的道理，所有市政政策，都應該是世代公平政策。
我主張訂自治法規，建立一套類似性平會的機制，把世代公平審查（audit）放進重大政策流程。都更、公共設施、住宅補貼、稅捐規劃，都要審查會不會擴大世代剝奪感、會不會加劇階級不平等。
讓「四十年後的自己」回來質問
對在台北生活卻沒有戶籍的年輕人，體制上要給他們參與的位置。
我很喜歡日本在地方水利和公共政策上用過的一種審議方式：邀請在地長輩講過去發展付出的犧牲，同時邀請十五到二十五歲的年輕人參加。最特別的是，這些年輕人要扮演四十年後的自己，假裝坐時光機回來，當面問官員和決策者：「你們今天為了眼前的利益通過這個方案，害我四十年後變成什麼樣子？」
年輕人以未來人的身分進到決策裡，就能打破「只有現在有選票的人，才能決定城市未來」的死角。
另外，我主張開放大專生用宿舍登記戶籍；都更也要嚴格做到「原居民住得回來」，不讓老台北人和租屋的年輕人被房價趕走。
文官不怕改革，怕的是長官天馬行空
接著一位做過國科會主委的老師問得很直接：這會是我第一次帶一部龐大的地方政府機器，幾萬名文官不一定跟得上。公務員的心態常常是「政務官做兩三年就走了，我還要留下來」。他自己當年想把國科會計畫從一年一審改成三年一審，從副主委做到主委，快四年才推成。
這個問題很關鍵。我現在在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，面對國防部的改革，阻力比想像中大很多。
邱部長任內，我們怎麼質詢、怎麼建議，往往都推不動。顧立雄部長上任後，我列了三、四十項國防應該改的事。一次推三、四十項一定會引起大反彈，所以我挑出最重要的五項，包括取消不必要的刺槍術、放寬官兵出國自由行的管理，拜託部長先做。部長展現了很強的政治意志，兩週內就落實了。
這讓我學到兩件事。
第一，政治意志非常重要。領導者瞻前顧後、文官一說困難就退，改革永遠不會成功。可是硬推也可能被反噬，陳水扁市長時期嚴管公務員，效率提高了，基層反彈也很大。
第二，從管理心理學來看：長官無為而治，公務員最輕鬆；長官天馬行空、想到什麼就叫下面做，公務員會非常恐慌。
大腦外包，專法授權
文官最擅長的是依法行政和執行細節，最不擅長的是從零發想前瞻政策、承擔未知風險。政策摸索和研究的痛苦，不能丟給公務員扛。這也是我堅持要有台北研究院的原因。
我的方法叫大腦外包、專法授權：
- 智庫先把規劃做完整：政策目標、執行細節、跨局處權責，由台北研究院先設計好。
- 立專法或自治條例：比如我要推都市微森林，在市區大量種樹降溫。先由智庫擬好計畫，再到市議會立法，寫清楚種什麼樹、哪個單位負責、經費從哪裡來、局處之間怎麼分工。
- 依法行政，替基層卸壓：規則明確立法之後，公務員去執行，面對質疑時可以理直氣壯地說：這是市議會通過的法規，我們依職權辦理。
前端由智庫承擔研究和發想，後端用立法給公務員一層保護，文官才能安心把專業發揮出來。
生技：北士科與南港
一位在台大、中研院做生醫研究的老師問，台北有全台最好的醫療人才、南港的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和各大醫學中心，生態系正在成形，市府要怎麼接？
我必須坦白，生技不是我原本最熟的領域。這幾年最讓人痛心的是，生技產業常被特定政治力量拿來攻擊抹黑，重挫研發士氣。現在我們推無人機國防產業，也碰到幾乎一模一樣的抹黑。
以台北市的層次，生技和智慧醫療的主戰場在北士科和南港國家生技園區。北士科周邊有榮總、振興、新光這些醫學中心，條件非常好。我的構想是台北市出地、中央出資，在北士科建立研發聚落，把台北研究院的智慧醫療分支、國科會計畫和新創加速器整合進駐，形成人才蓄水池。
有了頂尖人才庫和安全的生醫資料環境，國際招商自然會跟著來。
最後三題：台語、步道、城市外交
時間不夠了，陳老師讓三位老師連續提問，我一起回答。
周婉窈老師全程用台語問我：台北市對台語復振到底有沒有具體願景？中央有國家語言發展法，地方常常敷衍。會不會設台語專責單位？在地歷史教育要怎麼結合學校和社區？
何明修老師關心親山步道。市府現在的維護邏輯是發包工程，步道壞了就找包商，包商一來就鋪厚厚的水泥，過度工程化，山友其實很不喜歡。能不能改成社區志工、手作步道，小坍塌、水溝堵了就隨手修，不要等小病拖成大病？
林宗弘老師問城市外交。他提到中研院社會所的調查：面對國際困境，六成三的民眾認為應該優先加強跟國際的實質關係，只有三成一認為要先改善跟中國的關係。他問我，要怎麼用城市外交突破困境？
我倒過來回答。
雙城論壇的問題：一直被吃豆腐
過去台北跟上海辦雙城論壇，最大的問題是中國一直在吃你豆腐。台北跟東京、首爾交流，完全不必先承認自己是日本或韓國的一部分；跟上海交流，對方卻處處加一個政治前提。花很多公帑換來統戰，這不是健康的交流。
城市交流應該走向多邊、對等的無限城論壇。但真的推下去，會碰到一個痛點：別人會反問，台北，你的強項是什麼？
我們對外常說台灣的強項是半導體，可是半導體重鎮在新竹、台南、高雄，不在台北。農業外交也多半是中南部縣市的強項。台北拿不出自己的優勢，交流就只剩形式。
所以台北要打出自己的牌：都市防災韌性、公民科技、民主防禦、文化治理。把我們面對極端氣候、災害應變和數位民主的實務經驗，整理成解決方案，和友好城市交換，交流才會有吸引力，也才對等。
台語：要讓講台語變得「有利」
這就接到周老師的問題。語言和文化保存是全世界大城市共同的課題，本身就是很好的國際交流主題。市府設專責機制是必要的，但我很深的體會是：語言保存不能只靠道德倡導，要讓講台語變得有利。
只在家裡和學校喊話，效果有限。我看過國外少數語言復振的成功例子：在特定的文化街區或商圈，把在地語言放進消費場景，你用母語點餐、消費，店家有回饋，整個街區都沉浸在那個語言裡。
把商業誘因帶進來，讓母語變成有文化品味、也有經濟活力的東西，年輕人才會主動開口。推廣初期，教學現場可以先華語、台語並用，降低開口的壓力，讓語言在生活裡自然流動。
步道：用觀光基金養手作步道
最後是何老師的問題。
我一直認為台北絕對有資格成為亞洲第一登山城。從市中心搭捷運或公車，二十分鐘就能走進翠綠的郊山，亞洲各大首都幾乎找不到第二個。
但現在步道維護的發包邏輯走偏了。我的解法是讓志工手作步道和觀光基金形成循環：
- 成立山林步道維護基金：登山的人多了，步道會耗損；可是人潮也帶動周邊商圈和觀光收益。把一部分收益提撥成步道基金，專款專用。
- 支持手作步道、NGO 和社區志工：不做大動干戈的水泥工程，由基金提供穩定經費，支持像千里步道協會這樣的專業團體，以及在地的巡守志工。
- 輕量通報、即時修補：山友或志工看到木棧傾斜、排水堵塞，拍照通報；志工隊可以直接到登山口的山林服務站領天然資材和工具，就地取材修好。
用觀光的錢養社區志工，避免過度水泥化，才守得住台北山林的樣子。
評分
時間到了。陳老師照學界慣例請大家打分數：覺得不及格的舉手，沒有人舉；覺得可以拿 A 以上的舉手，大部分人舉了手。
陳老師最後說，這是一場沒有下課鐘聲的馬拉松口試。謝謝各位老師願意花一個晚上，認真地問。
本文為座談口述整理，內容經節錄與潤飾；原始影像請見三立新聞網〈不只聽市民的！沈伯洋「市長，你給我聽好了」學者篇〉直播完整版（2026 年 9 月 23 日）。